以受教育义务为例，公民的受教育义务与受教育权利同时实现。

人民法院判决维持或驳回诉讼请求后，相对人仍不履行的是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而不是行政裁判确定的义务。[1]然而，该答复作出后，实务部门在理解和执行上仍然存在一定分歧。

因此，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执行维持或者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人民法院无权受理。[3] 第三，维持判决历来广受诟病。第一种情形，不存在强制执行的问题。传统的行政行为理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已经作出即产生法律效力，具有公定力、确定力和执行力。此种观点亦得到其他专家学者的肯定，他们认为一般情况下，对于生效裁判的执行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或者依职权强制执行。

因此，人民法院接到申请后，应当对照生效的行政判决对申请执行的内容进行审查，对已经依照法院行政判决意图修正了不合理问题的，才能裁定准予强制执行。（五）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虽然被维持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等原因，具体行政行为内容已经明显不公平、不适宜再继续执行的，人民法院才可以裁定不予执行。您认为针对官员腐败的诉讼，是否应由被侵犯利益的公民个人来提起行政诉讼呢？因为目前针对官员腐败，是由检察机关来提起刑事诉讼的。

现在管制社会的 法律是有些缺陷的。几代领导人均在重要的时间点上反复提出这个概念，可谓意义重大。无论是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科技现代化，最终 都需要宪法作为构建一个国家之基本政治结构的主体形式。但自主权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关于宪法学的前沿性问题，我们要关注当今世界宪法变革的一些新因素， 因为世界与中国发生的科技的、经济的新因素，会对我国宪法产生重大影响。第三个重要内容就是，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应该赋予社会更多的自由 发展空间。

不匹配， 自然要发生变革。不能用维稳、上访等方式来挤压本来可以缓解社会矛盾的途径。第二，近几年我主要研究英美，尤其是美国的立宪史和中国的立宪史。政治宪法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战争、革命与宪法，关涉中国现代宪制的发生学。

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等等。宪法中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定是很开放的，但管制社会的行政类法律是滞后的。这也正是宪法为什么重要，为什么历届领导人在重要讲话中都将依宪治国放在很高的地位的原因。不能怕社会变革中的各种利益纠纷，关键是要让大家感受到有独立第三方可以公平解决纠纷。

实际上，党的权威性固然重要，但要将其转化成宪 法的权威性才是重中之中。大体上，这是我前几年的研究内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未来的依宪治国要强化法律，尤其是通过司法来解决社会一系列矛盾，司法是真正最大的底线和防火墙，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手段。尽管我国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已经走向后现代，但作为政治组织形态，我国还是构成世界体系的现代国家之一。

我们一系列的制度和观念，所谓的民主制、共和制，所谓的共和国，所谓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所谓的主权在民、人民专政，等等，这些基本的观念和制度都是中西交汇后，从西方借鉴，而后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提起诉讼的主体、介入的主体和方式，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好在我国已经颁布了《行政诉讼法》，但它的真正落实，还要借助于依宪治国的进一步推进，在依宪治国的框架下，在这一块能有所提高就是很大的进步。这里不是说不强调国家的大一统，而是将这样的理念隐藏在背后，因为我国已经走过这样的历史阶段了。以后，依宪治国可能在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而不是像以前一样重点强调大一统。我研究宪法学不同于一般宪法学者的几个特点，概括起来就是：首先，我比 较关注宪法学中的政治宪法这一 块。中国现行宪法以人民主权的权力构造奠定其国家理 性意义上的权威，以人民的正当性和革命的历史正义奠定其国家正义意义上的权威，未来当寻求宪法权威的法律拟制，以最终成就一种立宪的国家理性和法治意义上的‘宪法政治。

我认为，这是依宪治国的一个重要内容。但面对的挑战是，大量的纠纷来自基层的公权力或者准公权力， 依仗公权力的私人或者小官僚在面对老百姓时，欺诈、损害老百姓的利益。

现在有关民营经济、个人创业、对外交流的国内外法律是比 较完备的，但更上一级的行政管制法律，例如在审批、特许和准入等方面是很落后、机械的，甚至在对以上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处罚方面，以及行政诉讼法的实施方面还是相当滞后和保守的，导致一些人利用行政权力，尤其是行政法律赋予的特别权力贪腐，而贪腐后，现行的行政诉讼却难以对此发挥效用。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权重有所不同，但都属于依宪治国的范畴。

因为如果 政府作为的话，政府就要承担很多责任，而这样的责任他们是不愿承担的。实际上我国并没有完成现代化，仍处在逐步完善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

第二个层次就是行政诉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他的立法制度、司法制度，以及各种机制，大多是作为辅助性的权力构造。在我看来，这个不同集中体现在问题意识与方法论上，也就是说，政治宪法学以‘政治宪法为中国宪法学的核心问 题，通过一种生命—结构主义的方法论，而试图对中国的百年宪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制的共和国宪法，给予一种真实的揭示，并诉求其未 来的宪制改革。上述三个内容，你说它们 新也罢，旧也罢，但它们是有生命力的，它们与中国现实问题相关联，能够解决中国现实最迫切的基本问题。

要有这样一个基本观点： 现代社会发生利益纠纷、矛盾冲突没有关系，是正常的，再多都不可怕，关键要有正义的机构来给出正义的裁决，这样才不会引起所谓的社会失序。一个国家现行的宪法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由历史发展演变过来的。

2004年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正式提出了依宪治国的概念。在党领导下的国家权力中，也是有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的分权，要处理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审议民主制度等关系。

所以我强调宪法学的历史性。当然，并不一定要重新制定宪法或者修改宪法，通过重新强调、重申宪法中的某些内容也是党的文件宪法化的一种表现方式。

政治宪法强调宪法的创制过程：创制的基本路径、动力、形态和基本目标。如反腐，就是通过司法性的、社会性的权力来制约拥有行政权力人员的犯罪。总而言之，我认为依宪治国实际上有三个层面。以前，我们更多的是强调国家主权和主权在民的凝聚性。

众所周知，您不仅学贯中西，学术理论功底深厚，还能够把握时代趋势，引领学术发展。看上去是中央行使的权力，其实是地方各级政府各自为政，也就形成所谓的一收就死，一 放就乱的局面。

宪法正常运行后显然是需要宪法解释的，对此我并 不反对。于是没有矛盾就要制造矛盾，因为他们要维护自身队伍的发展，那么久而久之司法可能就会消亡， 人们也越来越不愿意寻求司法救济。

李晶，上海交通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高全喜（以下简称答）：我国提出依宪治国已有多年，今年又重新提出。